第十九章 妓女
第十九章妓女
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
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ZI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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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
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ZI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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