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女人的处境与特-2
我们还必须附带地指出，她因此会去恢复一种男性神话。对于劳伦斯，就像对于许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乐当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对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于极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我。这种矛盾因人们的性能力的多样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她通过日常生活知道他们的性无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则让男人的伟岸达到高峰。
但是女人甚至能够鼓励将这两种人合二为一。一个正在和她认为出众的男人相爱的少女写道：
“如果我有名气，R．肯定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将得到满足；他会趾高气扬地让我挽着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却在疯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个人完全可能是吝啬的、卑鄙的、爱虚荣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个神；这些神毕竟是有弱点的。一个人若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爱，就会受到极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对待，这种态度其实是真正热情的另一面；而一个顺从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该如何“操纵”与“对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软弱的一面”，不让他失去威望。这证明她并不关心他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样有的一般化本质。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辉，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价值，尽管掌握这一价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计较；相反女人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通过在各方面不怀好意地表现出胜他一筹来寻求快乐。
女人对男人情感的这种暧昧性，在她对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般态度中也可以发现。禁烟她的那个领域被男性世界包围着，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当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缠扰；如果她和这魔力联合起来，那么会轮到她走向权力。社会把自然变成了奴隶，但自然也在支配社会。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烧起来，但当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时，它就会停止燃烧。这种替女人辩护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是在花园里比在城市里，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时比在革命时更可以发现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统治，母亲统治，以便不顾次要者身份而重新变成主要者。但是当她也是一个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时候，她却只有通过美化那个束缚她的领域——赋予它一种超越度（ayransdentdemension），才能够让它具有价值。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包容在思想里的现实。女人则在勉强对付一种有魔力的、蔑视思想的现实，通过没有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虚无飘渺中对自己的命运这个纯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动，而是在想像的王国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说，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梦想。所以实际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既是实实在在的，也是虚无飘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坛坛罐罐中度过，却是一部辉煌的小说；她是男人。的附庸，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把一切：
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
这种暧昧性还明显在女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上。它是个负担：它在为物种的服务当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当中，在被动的多育当中被消耗掉了，对她来说，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它潜伏着危险：女人觉得在受她“内部”的威胁。它是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因为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内脏的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有密切联系。女人拒绝为她身体所呈现出的反应负责；
在抽泣、呕吐和激动时，它逃脱了她的控制，从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实，但也是她处处要遮掩的真实。不过它又是她光荣的替身；她在镜子里看到它时觉得眼花缭乱；它是幸福的希望，艺术的佳作，活着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当她对镜子里的自我微笑时，她忘记了她肉体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爱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中被破坏了。但是当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既是个女主角又是个肉体感到惊讶。
自然也同样送给她双重面目，它既供给汤锅，又刺激神秘的显露。当女人变成主妇和母亲时，她放弃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欢安静地种她的菜园，把养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颠倒。在大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装饰物；但是她也在它们那里看到了一种高贵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动。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由于子宫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协调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风掠过，这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仍不满意，她和少女一样也有一种未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朝着无边无际地平线无限伸展的道路的尽头，她的灵魂也变得看不见了。她虽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却仍旧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权的；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主妇，而是一个人；当她凝视被动的世界时，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个具有最起码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渐消失了。她穿过荒原，把手浸过溪流，这时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她自己活着。任何一个经历了种种奴役而仍保持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则只会从那里找到典雅、极乐的借口；她们在黄昏时，会徘徊于着凉危险和灵魂狂喜之间。
这种对肉体的世界和对“诗”的世界的双重忠诚，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讳地去坚持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尽力把生命与超越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尔哲学和它的形式逻辑以及所有的相关学说。她所熟悉的自然主义，和斯多噶学派或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然主义相似。毫不奇怪，以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女人，将要接受一种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学。如我们所见，女人在社会上信奉善恶对立说，在本体论上深感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她必须相信，事物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趋于善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对她不适宜，因为她没有行动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这个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须是善；但是，一个善若是如斯宾诺莎的善那样是靠推理认识到的，或是如莱布尼茨的善那样是靠计算认识到的，便不可能与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她只要活着就可以被置于其中的和谐。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意味着直接证明取决于整体同时又取决于对整体的被动参与的每一种成分，其存在都是正当的。于是女人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将通过行动所追求的东西：她和世界相互喷合在一起，她为它所必需，她为取得善的胜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视为启示的时刻，她们发现自己同一个静止的、自我满足的现实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整个的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赐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时刻。那种存在于自由波涛的快乐是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充满快意的充实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静状态才能够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绝、怨恨和苛求的紧张气氛中；她不可能因为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下午或凉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责。但要在这里寻求隐蔽的世界灵魂却是妄想。不应当把善看做某种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谐的，而且任何个体在它那里都不占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种证明生存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最高的补偿，是社会一向习惯于赐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须有一个为女人准备的宗教，犹如必须有一个为普通人准备的宗教，而且两者完全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强迫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处于内在性状态时，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进行某种超越的海市蜃楼。男人让上帝批准了他写的法典，他拥有很大的优势；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权力，这个权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别荣幸的了。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来说，除了别的，还有根据神授的权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对最高主宰的敬畏会压抑被蹂躏的女性所产生出的任何反抗冲动。人们可以指望她轻信。女人对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她觉得天国里的上帝比内阁大臣还要遥远，创世的神秘和发电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愿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极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么是压抑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工具。与其说要女人以上帝名义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说要她相信，多亏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贵的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诱惑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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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女人甚至能够鼓励将这两种人合二为一。一个正在和她认为出众的男人相爱的少女写道：
“如果我有名气，R．肯定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将得到满足；他会趾高气扬地让我挽着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却在疯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个人完全可能是吝啬的、卑鄙的、爱虚荣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个神；这些神毕竟是有弱点的。一个人若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爱，就会受到极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对待，这种态度其实是真正热情的另一面；而一个顺从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该如何“操纵”与“对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软弱的一面”，不让他失去威望。这证明她并不关心他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样有的一般化本质。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辉，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价值，尽管掌握这一价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计较；相反女人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通过在各方面不怀好意地表现出胜他一筹来寻求快乐。
女人对男人情感的这种暧昧性，在她对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般态度中也可以发现。禁烟她的那个领域被男性世界包围着，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当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缠扰；如果她和这魔力联合起来，那么会轮到她走向权力。社会把自然变成了奴隶，但自然也在支配社会。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烧起来，但当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时，它就会停止燃烧。这种替女人辩护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是在花园里比在城市里，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时比在革命时更可以发现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统治，母亲统治，以便不顾次要者身份而重新变成主要者。但是当她也是一个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时候，她却只有通过美化那个束缚她的领域——赋予它一种超越度（ayransdentdemension），才能够让它具有价值。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包容在思想里的现实。女人则在勉强对付一种有魔力的、蔑视思想的现实，通过没有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虚无飘渺中对自己的命运这个纯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动，而是在想像的王国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说，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梦想。所以实际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既是实实在在的，也是虚无飘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坛坛罐罐中度过，却是一部辉煌的小说；她是男人。的附庸，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把一切：
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
这种暧昧性还明显在女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上。它是个负担：它在为物种的服务当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当中，在被动的多育当中被消耗掉了，对她来说，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它潜伏着危险：女人觉得在受她“内部”的威胁。它是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因为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内脏的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有密切联系。女人拒绝为她身体所呈现出的反应负责；
在抽泣、呕吐和激动时，它逃脱了她的控制，从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实，但也是她处处要遮掩的真实。不过它又是她光荣的替身；她在镜子里看到它时觉得眼花缭乱；它是幸福的希望，艺术的佳作，活着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当她对镜子里的自我微笑时，她忘记了她肉体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爱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中被破坏了。但是当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既是个女主角又是个肉体感到惊讶。
自然也同样送给她双重面目，它既供给汤锅，又刺激神秘的显露。当女人变成主妇和母亲时，她放弃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欢安静地种她的菜园，把养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颠倒。在大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装饰物；但是她也在它们那里看到了一种高贵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动。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由于子宫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协调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风掠过，这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仍不满意，她和少女一样也有一种未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朝着无边无际地平线无限伸展的道路的尽头，她的灵魂也变得看不见了。她虽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却仍旧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权的；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主妇，而是一个人；当她凝视被动的世界时，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个具有最起码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渐消失了。她穿过荒原，把手浸过溪流，这时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她自己活着。任何一个经历了种种奴役而仍保持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则只会从那里找到典雅、极乐的借口；她们在黄昏时，会徘徊于着凉危险和灵魂狂喜之间。
这种对肉体的世界和对“诗”的世界的双重忠诚，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讳地去坚持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尽力把生命与超越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尔哲学和它的形式逻辑以及所有的相关学说。她所熟悉的自然主义，和斯多噶学派或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然主义相似。毫不奇怪，以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女人，将要接受一种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学。如我们所见，女人在社会上信奉善恶对立说，在本体论上深感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她必须相信，事物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趋于善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对她不适宜，因为她没有行动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这个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须是善；但是，一个善若是如斯宾诺莎的善那样是靠推理认识到的，或是如莱布尼茨的善那样是靠计算认识到的，便不可能与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她只要活着就可以被置于其中的和谐。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意味着直接证明取决于整体同时又取决于对整体的被动参与的每一种成分，其存在都是正当的。于是女人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将通过行动所追求的东西：她和世界相互喷合在一起，她为它所必需，她为取得善的胜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视为启示的时刻，她们发现自己同一个静止的、自我满足的现实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整个的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赐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时刻。那种存在于自由波涛的快乐是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充满快意的充实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静状态才能够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绝、怨恨和苛求的紧张气氛中；她不可能因为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下午或凉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责。但要在这里寻求隐蔽的世界灵魂却是妄想。不应当把善看做某种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谐的，而且任何个体在它那里都不占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种证明生存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最高的补偿，是社会一向习惯于赐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须有一个为女人准备的宗教，犹如必须有一个为普通人准备的宗教，而且两者完全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强迫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处于内在性状态时，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进行某种超越的海市蜃楼。男人让上帝批准了他写的法典，他拥有很大的优势；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权力，这个权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别荣幸的了。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来说，除了别的，还有根据神授的权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对最高主宰的敬畏会压抑被蹂躏的女性所产生出的任何反抗冲动。人们可以指望她轻信。女人对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她觉得天国里的上帝比内阁大臣还要遥远，创世的神秘和发电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愿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极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么是压抑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工具。与其说要女人以上帝名义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说要她相信，多亏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贵的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诱惑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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